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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

导读: ,汉族,濠州定远县人。 是 历史上 后一个 。因被疑叛乱,爆发了
案,遭朱元璋处死,同时藉辞穷追其友好,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
云奇告变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他家的旧宅井里涌出了醴泉,邀请明太祖前来观赏。这是大明的祥瑞呀,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急得说不出话来。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乱棍齐上,差点把他打死,可是他仍然指著胡惟庸家的方向,不肯退下。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发现胡惟庸家墙道里都藏着士兵,刀枪林立。于是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当天即处死。
云奇身为内使,居西华门,离胡宅非常近,既然知道胡惟庸谋逆,为何不先期告发,一定要事迫眉睫时,才拦驾告发?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埋伏,即使登上城墙也不可能看到刀枪林立。谋反这么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下狱,当天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实在蹊跷。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以明太祖猜忌多疑的性格,怎么还会去胡惟庸家看所谓的祥瑞?可见,云奇告变纯属子虚乌有。
胡惟庸案前后株连竟达十余年之久,诛杀了三万余人,成为明初一大案。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昭示奸党录》,告诫臣下,切以胡惟庸为鉴。
胡惟庸案真相到底如何?明代法令严峻,多讳言此事。即使到
修《明史》时,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丞相胡惟庸
胡惟庸,凤阳府定远县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在朱元璋攻克和州时,归附红巾军,颇受宠信。
朱元璋登基,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是朱元璋攻下滁阳后,接纳下来的谋士,指挥作战,组织供应,事事皆能妥善处理。还在朱元璋称吴王时,李善长便出任右相国,充分展现他裁决如流的才干,为功臣之首。洪武元年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徐达常年带兵在外作战,实权掌握在李善长手中。之后,他的儿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为驸马,权势更加显赫,成为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淮西集团首领。
淮西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威胁到皇权。朱元璋对他颇存顾忌,于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为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时年五十八岁。其实,朱元璋早就有意撤换李善长,还曾经向刘基请教合适人选。
刘基说:「善长为元勋旧臣,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换。」朱元璋道:「善长屡言卿短,卿乃替他说情么?朕将令卿为右相。」刘基连忙顿首道:「臣实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刘基预料到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必然会受到排挤,故而坚决不肯任相职。朱元璋又问:「杨宪何如?」刘基答道:「宪有相材,无相器。」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道:「器量褊浅,比宪不如。」
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偾辕破犁,祸且不浅了。」朱元璋默然无言。但是后来朱元璋还是根据李善长的推荐,任用了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刘基叹道:「惟庸得志,必为民害。」胡惟庸得知后,便对刘基忌恨在心。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基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长的提携,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后,他的精明干练很快得到朱元璋的赏识。这期间,胡惟庸还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为妻,结成姻亲,使得他与李善长关系更进一步。有这样的元老重臣为后盾,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加上李善长的旧属们也极力帮助他,胡惟庸可谓如鱼得水。由于他逢迎有术,渐得朱元璋宠任。到洪武十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独揽丞相之权。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独揽丞相大权,生杀黜陟,为所欲为。内外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阅,对自己不利的,就隐匿不上报。他任意提拔、处罚官员,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胡惟庸一时间权倾朝野,许多人都看他脸色行事,敢怒不敢言。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
对于异己者,胡惟庸必定会打击报复。之前,因入相问题,胡惟庸就与刘基有过节。恰恰瓯闽间有一片空地名叫谈洋,一向为盐枭占据,刘基奏请设巡检司进行管辖,盐枭不服,反而纠众作乱。刘基儿子刘琏将实情上奏,没有事先向中书省报告。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认为刘基蔑视他,越加愤怒,于是唆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诬称谈洋有王气,刘基想据为己有,用来修墓,应严加惩处。朱元璋便对刘基夺俸,刘基忧愤成疾,没过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大将军徐达对胡惟庸的擅权乱政,深恶痛绝,便把他的劣迹上告朱元璋。谁知竟被胡惟庸闻知,忌恨在心,企图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但因福寿揭发,未能得逞。可见胡惟庸气量狭窄、心计毒辣。
对于胡惟庸的所作所为,朱元璋也略有察觉,对他的擅权更是感到不满。洪武十二年九月,又有阻隔占城贡使一事发生,胡惟庸等人未及时引见占城贡使,又与礼部互相推卸责任,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们尽行囚禁,不难看出,此时胡惟庸已经受到朱元璋的严重猜忌。就在这年十二月,又查出汪广洋被赐死时,有个从死的妾陈氏,竟是获罪后妻女并皆入官的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得知后,更为震怒,说道:「没官妇女只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敕令法司要彻底追查此事,因此从胡惟庸以至六部堂属各官都难辞其咎、负有罪责。此时胡惟庸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在胡惟庸已明显失宠的情况下,大概是揣度到朱元璋的心理,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胡惟庸谋反。与此同时,被谪为中书省属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也揭发了胡惟庸的许多隐私。
朱元璋接到告变后,立即命廷臣进行审讯,随即就把胡惟庸处死了。告变人涂节,也因朝臣参劾说他本来准备参加谋反,因事不成才告变,连同胡惟庸和另一主犯,曾与汪广洋一同参劾李善长的御史大夫陈宁,同时被杀。
罪名升级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处死后,胡惟庸案远没有结束,对于胡惟庸的罪状一直都在搜集查证。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和他的儿子李佑,不仅是胡惟庸的至亲,还曾经伙同胡惟庸谋逆。胡惟庸虽已被诛,李存义也必须连坐。这可是祸从天降,并且为祸不轻,李家揣揣不安。但是朱元璋对此事并未严惩,还特别下诏,李存义与李佑都免于死罪,只是被贬到崇明岛闲住。可能是因为李善长为功臣元老,朱元璋念及旧情,因而特地从轻发落。按理李善长受到如此殊遇,应该上书谢恩,但是李善长对此事全然不予理会,这种态度令朱元璋感到非常不快。
胡惟庸案的查证一直都在继续著,并且有了新的进展。洪武十九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谋反案有了进一步的证明。洪武二十三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绩。封绩本是元朝的旧臣,后来归降于明,据说他经常往来于蒙、汉之间,曾经为胡惟庸给元嗣君送过信,胡惟庸在信中称臣,并请元嗣君出兵为外应。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出塞时,在捕鱼儿海地方就捕获过封绩,但是由于李善长施加影响,并未上奏,就把封绩给放了。直到这次,由于封绩再次被捕入狱,李善长终于也被牵连进来了。
恰在此时,李善长为了娱老,大兴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三百名,以供营建。以营卒为工役,这种事情本是常事。但汤和胆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长,因而表面应允,暗中却向朱元璋报告,这无疑是说李善长私自集结兵力。凑巧,京中吏民为党狱诛累,坐罪徙边,约有数百人,中间有一个叫丁斌的,为李善长私亲,李善长便替他求免。由于朱元璋对李善长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没有答应李善长的请求,反而命令将丁斌拿获。经审讯得知,丁斌偏巧曾经供事胡惟庸家,于是供出不少李、胡两家的往来之事。这样,便认定了李存义、李佑父子伙同谋叛的罪状,立即将他们从崇明岛拘捕进京,重新审理定罪。
接着,朱元璋便颁布严敕说,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门七十余人被杀。只有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及两个儿子,因为临安公主的缘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到处侦捕,牵连蔓引,共有三万余人被诛戮。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叶升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刊印多册,发往各地,晓谕臣民,以此为戒。胡惟庸案至此才算告一段落,前后迁延近十年。
朱元璋如此煞费苦心,兴此大案,究竟是何用意? 废相的借口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设有
制,宰相都称为丞相,当时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
朱元璋即帝位后,逐渐感到帝权与相权的冲突,唯恐臣下权力太大,会导致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有鉴于此,几次设法试图调整,以加强皇权。
早被杀的是中书左丞相杨宪。杨宪于洪武二年九月入为中书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长病休时,便实际操纵中书省大权,升为左丞。他玩弄权术,陷害同僚,「市权要宠」,很快被朱元璋杀死。
接着是右丞相汪广洋被杀。朱元璋鉴于李善长权力过大,威胁帝权,于是在撤换李善长后,
初选中了汪广洋接替李善长的相位。汪广洋遇事小心谨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剧」而著称。
洪武六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与汪广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广洋以「无所建白」贬为广东参政。但是汪广洋一离相位后,胡惟庸遇事专断与李善长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况且李善长还借胡惟庸等人,遥执相权,势力更甚于前。
汪广洋被贬后,当然也不服气,便暗中收集李善长的不法证据,于洪武九年与御史大夫陈宁,合疏参劾李善长有「大不敬」之罪。这当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怀,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调回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改变胡惟庸独相的局面。
然而汪广洋复相后,整日喝酒,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反而事事调和,公事「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这令朱元璋大为失望,又把他贬往广南地区。即使这样,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气,便又追加诏书,下令追到后,即将汪广洋就地处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广洋被贬杀。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权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权、抓权均无好下场。朱元璋对于相权的存在实际上已深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权过大,绝不希望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权臣存在,废相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胡惟庸的独断专行,使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更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带兵在外,汪广洋只知饮酒吟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为相七年,擅权乱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除了剪除别无选择。
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关白中书省,就是给皇帝一份,同时也要给中书省丞相送一份。接着,又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然而即使这样,也还不能令朱元璋满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着就宣布裁撤中书省。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朱元璋大权独揽。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稍后,朱元璋还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说胡惟庸独断专行确有其事,但谋反其实是子虚乌有,它只不过是朱元璋废丞相的一个借口。胡惟庸被告称谋叛时,证据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会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认定谋逆是实,即行杀掉,连告发的涂节也全不放过,只是为了死无对证,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时时刻刻感受到李善长的威胁。李善长为功臣之首,虽已退位,但势力还很大,加之与胡惟庸的姻亲故旧关系,始终令朱元璋耿耿于怀。为了巩固帝业,就必须彻底消除这一隐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断升级。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于是又为胡惟庸添上了一个「通倭通虏」的罪名,就是说他勾结蒙古和日本,企图谋反。但是据吴晗先生《胡惟庸党案考》,通倭通虏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个传说中的故事,时间越长,故事的范围便越扩大。到后来胡惟庸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朱元璋在杀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给他加上这些谋逆罪名,是想借胡案兴起大狱来诛杀文武功臣,以防功臣们日后威胁朱姓子孙。平心而论,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谓的「胡党」却未免牵强附会。胡惟庸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望、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开国功臣李善长也最终被牵连进此案。
有明一代任丞相的只有四人,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有三人被杀。据说徐达也未能善终,洪武十八年他患上了极为凶险的背疽,按
的说法,忌吃蒸鹅。朱元璋偏偏派人送一只蒸鹅给他吃。徐达心知肚明,皇上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只好当着来人的面,流着眼泪吃下蒸鹅,没过几天就死了。
李善长是受祸最惨的,不仅本人被赐死,还被族诛。他死后一年,郎中王国用为其鸣冤,由御史解缙起草《论韩国公冤事状》,疏中论道: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又何必为胡惟庸谋事,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当时正值胡党株连,气氛异常恐怖,很多人担心会招来祸事。但朱元璋看了以后,未作任何批示,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胡惟庸案实际是一个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这一个?胡案刚刚结束,蓝案又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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