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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历史已成为时尚

当谈历史已成为时尚

(2007-04-02 20:47:08)

最近一段时间,借助电视和网络媒体,加上讲者的能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观众和读者的好奇心,讲历史似乎已成时尚。
很多人对此纷纷表态,赞成者有之,抨击者有之,各有各的道理。我从来以为历史记忆的传承是通过多种渠道的。写史书和看史书只是一种,知识精英往往是通过这种渠道的;听说书和看戏文是另一种,普通老百姓往往是通过这种。当然,传说、故事,甚至宗教仪式等等,都是讲述者、听众,或者参与者传承历史记忆的不同形式。这些自古有之,不足为奇。只是凭借了现代的大众传媒,传播的广度无限扩大,效果也自然不同。
对这些,我们应该表示理解。
但是如果说我们对待我们的过去是一种严肃的、求实的态度,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所讲的历史不是人云亦云,或者姑妄言之,如果我们对大众具有责任感,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所讲的东西不是热闹一时的精神快餐或流行一时的时尚,我们需要对许多问题进行多一点思考。
譬如,今天一些人热衷的题材多是帝王将相或者他们的奇闻逸事,这些本来是历史的一部分内容,讲来无可厚非。但都是这些恐怕就不太恰当。一百年前梁启超等人就在抨击这种帝王将相的“家史”,到现在还是这种史观,究竟是为什么?有这种心理状态,要想在现实中去追求民主,的确缺乏思想基础。
最近某报登出一篇文章,讲明朝的土木之变,其中提到明英宗为什么冒险带兵跑到关外,最后落得被俘“北狩”的下场。作者依据《明实录》的记载,说英宗小时候便有为国立功、敢做敢为的情结,所以便时刻希望有机会可以施展抱负。这时瓦剌寇边就成为他实现少儿理想的机会。作者于是认为,土木之变之发生,与其说是王振的诱导,不如说是皇帝自己这个情结在起作用。
作者不囿成说,大胆假设,值得钦佩。但大胆假设之后,仍需小心求证。但这个“小儿语”事隔多年后是否真的成为事变的诱因,到目前为止,谁也说不清楚。其实,完全将此事归为宦官的诱导,我也不赞同,但至少一方面是从英宗到大臣们并没有意识到可能发生问题的严重性,即没有估计到这样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他的被俘也有很多偶然性,不是他一跑出去,就必然被蒙古人抓住。假如他没有被俘虏,只是明军被瓦剌打败,那倒是稀松平常,因为此前此后明军被蒙古人打败的次数太多了。之所以这件事变成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还是因为故事的主角是皇帝。
我们的潜意识里,皇帝太重要了。普通士兵死一万个也不重要。这种意识多可怕!
另一事见于偶然拜读的一篇博客文章,好像已经连载了几十篇,作者很下功夫,也有颇多读者。大意是说,清朝“依帝礼”给崇祯皇帝下葬完全是做宣传,没有这样的事。做宣传的确是有的,但“依帝礼”给崇祯皇帝下葬也的确是事实,尽管非常对付事,把他的尸体送进了田贵妃的墓,改称思陵。明朝是清朝的敌人,要求它非常隆重地安葬它推翻的对象,也太不合常理。这样做已经是在做姿态,是在为自己招揽官绅服务。但没必要连这一点也要否认——否认来做什么呢?制造仇恨清朝的情绪吗?我百思不得其解。
问题是,前后的文字是很严肃地在讲历史,这就容易误导读者。历史和文学的区别之一,不在于文本的面貌及其特征,而在于它们的制造过程。历史是需要证据的;甚至证据也往往不可靠,所以我们才发明出许多去伪存真的考据办法。
我对通过各种方式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举双手赞成——我们所做的无数蠢事往往就是因为丧失了历史记忆。但我希望,第一,讲史者不要再被旧史家及其旧史观牵着鼻子走;第二,要言之有据,要成为传之久远的历史记忆,而不是一时流行、转瞬即逝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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