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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认识中国的宗教问题特别要理解汉代

无论好话坏话,说的都是别人(一)

(2007-04-15 12:25:46)

昨天被拉到清华开个会,碰到许多老朋友,当然都是我们这个行里的知名学者,借遥贺何炳棣教授九十寿辰之际,讨论我们史学的发展。在座的还有媒体的朋友,和一些研究生,应该可以证明我以下所谈大体上是实录。
上午会议的三个引言人中,李伯重教授以其自身经历讲述经济史研究的国际视野,指出研究对象的变化、史观方法的变化,以及对话、交流的国际化。其中我特别有感觉的是他说的,经济史已不单纯是经济史,已和社会史、技术史等等融合,讲到那些大牌的学者在国际经济史年会上,也不希望只是见到那些用回归分析或建模搞出来的文章。
不过李教授不慎走嘴说到我也是从经济史起家,然后转过来研究社会史,则愧不敢当。因为我从来没研究过经济史,而且走到那里都说自己不敢谈经济史。伯重兄之所以有此印象,大概是因为这些年我和他的华南的师弟们走的较近的缘故,沾了后者的大光,这里只好敬谢不敏。
李零教授也是我素来仰慕的学者,他的发言谈到前不久法国远东学院在北大进行的几次讲座,讨论政教关系,似乎是从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的比较切入的。他指出中国的宗教存在于祭祀与礼仪,认为认识中国的宗教问题特别要理解汉代,我都心有戚戚焉。
他也提到我比较关注这个问题。这虽不错,但是我也不敢谈宗教。最近有个学生开题,他就被这些概念搞昏了头,用了“民间道教信仰”这个概念,把我们的研究都放到这个概念下去讨论。我觉得在中国古代,“祀”这个字就很能说明所谓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它既是政治,也是宗教,否则也不会被人视为国家的两件大事之一。所以我觉得就用这个概念去讨论就好。它的含盖面也比较大,也比较中性,礼仪还是相对上层的或精致化的概念,宋以后才慢慢被士绅搞到下面来了。
秦晖教授再提“民变”问题,对以前“五朵金花”中最亮丽的一朵现在黯然失色表示不满。他有句话我也认为是至理名言:要特别注意研究大规模民变的内在机制。我深以为然。这不仅是因为我的老师是以研究这个问题而著称的,而且是由于我自己及其年轻一代学人的研究经历所致。
但他顺带提到——其实他已多次在文章中讲过,说现在的许多学者,把地方性认同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把社会看成是温情脉脉的和谐社会,而看不到冲突,很像一些学者批评社会史研究将社会看作长期不变的社会、看不到变化一样,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形,那绝不是我们这些社会史研究者的实录。问题在于,我们并不会像以往研究大规模民变的人们那样,把他们当作大人物改朝换代的工具,而真是力图像秦晖兄主张的那样,去发掘其内在机制,而且认为,这个内在机制应该在一个区域内部去发掘。
三位都是大家,提出的问题正好分别涉及经济、政治与文化,需要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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